李鸿章传读后感5篇(李鸿章传：历史巨擘的辉煌与挣扎)
《李鸿章传读后感5篇》是一篇以李鸿章为主题的读后感文章集合。通过对李鸿章这位近代中国重要政治家的传记进行阅读和思考，作者从不同角度出发，深入探讨了李鸿章的人生经历、政治智慧以及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贡献。这些读后感不仅展现了李鸿章的伟大形象，也启发了读者对历史人物的思考和理解。
李鸿章传读后感篇1
余读任公之《李鸿章传》，感其不幸，痛其衰亡。然细思其人其事，所以有此悲剧者，乃历史与文化所致也。
放眼全球，中国乃四大古国中唯一文化不断者，其两千余年封建历史之长远，所涉疆域之宽广，无一国可出其右者。余研习物理，知物体有特性曰“惯性”，然历史无惯性乎？况中国以天朝上国自居，数千年矣，又何能于一朝一夕之间改乎？由此，虽外疆渐盛，而国人眼界闭塞一如往昔。元以下之海禁，清特起之锁国，伤人未满一百，自损何止十万！少荃诞于斯时，所见所习唯封建礼教，眼界尚狭，纵年岁渐长，所见所闻不同，其本性已定，再难改矣。任公斥之为“不学无术”，然又如何有新思想、新学术供其幼年所习？合肥行改革，自守旧制，而世间封建余潮尚如泄洪难挡，有成功之法乎？恐非世人所能料矣。此况乃历史与文化共定矣，非少荃一人之悲。
德富苏峰曾言少荃性情如中国人之性情：冷血、自大、隐忍、脸厚、善辩、狡诈，或有过之，然并非虚妄。自古以来，能处高位者，有几人不似少荃？如唐之房、杜，宋之王定国、王荆公 ，明之严分宜，清之陈午亭，无论忠奸，性格中必有特质似少荃者。此乃中国官场乃至民俗文化所定者，其间玄机，一句“物尽天择”可谓道尽，少荃性格如此，并非偶然。
虽然，少荃亦人杰，若宋则为吕夷简，若明则为徐阶，也可称之一代名相，何至于后期如此不堪？盖其所生时代，新旧交替之时，少荃随旧潮，更被历史所湮灭亦。若晚生数十年，未尝不可如任公一般指点人物，快然自足。若少荃泉下有感，必叹“时来天地皆同力，远去英雄不自由”。尝闻“生不逢时”乃人生一大痛，古之人诚不欺我！
少荃之不幸，乃历史与文化之故，非唯少荃一人。少荃之同辈人，亦遭历史与文化湮灭矣。否则，以中国四万万人，岂会“列国皆有英雄，而我国独无一英雄”乎？此两者威势之可怖，余今日见矣，诚为一叹！
李鸿章传读后感篇2
梁启超言，李鸿章一生尚未有盖棺定论，颇有争议，立传之时带有三份情感：以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李鸿章非少年得志，原文“是时鸿章年三十八，怀才郁悒，抚髀蹉跎者，既已半生，自以为数奇，不复言禄矣。”机遇曾文正公和时局，而后闪亮登场。很多人说李鸿章为晚清权臣，但从权力来源的军政上来看，是高估他了。于xx，太平军起义之前，清王朝八旗军东征西讨，直到金田役，旗兵暮气沉沉，才出现满汉权利消长的初端；于中央政府，李鸿章虽有督抚之任，但并不是握有实权的军机大臣。
略观李鸿章一生，先平再明后暗。在其明时，组建淮军，兵法帷幄，谋定后动，料敌如神，所以在军中十五年没有遇到真正的挫折，对待部下将官都是以道义相交，亲爱如骨肉一般，所以将领都乐于为他效命，可堪称将将之才。
李鸿章一生势不可与洋务分割，遭受世儒的唾骂是洋务，有识之士的谴责也是洋务，小民茶余饭后也定牵动到洋务。洋务，刮骨未尽，痛与余毒并存。当然，中日海战，洋务破产了。李鸿章的一世英名随海军一起覆灭，同时陆军的溃败，把他平定江苏，平顶捻军的荣誉掩盖了起来。海战这一年，正是光绪十九年，李鸿章七十岁，是他一生明暗的转折点，也是中国近代史更屈辱的转折点，李鸿章的个人荣辱成了晚清的兴衰的象征，此后他一生中最后的八年将是外交的八年也注定必将是暗藏祸机的八年。
当时，万国皆知有李中堂而不知道有北京朝廷，顺理成章地，外交谈判，合约签订多由李鸿章处理，弱国的外交，气息奄奄，难以妙手回天。李中堂因一纸密约——中俄密约，这一实实在在损害中国利益的条约终于让一部分愤怒的国人称之为当世秦桧。
局势造人，历史长河湍流不息，李鸿章的明与暗，褒贬不定，但都不影响他在中国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在世界史上亦不可缺少。
李鸿章传读后感篇3
春节这几天看完了英国人布兰德的《李鸿章传》，算做个读书笔记吧。
我在拿起这本书之前就定了一个想法，算是有目的阅读，即我想看看在一个组织面临生死变革的时候，其中核心人物为何难以破立而只在做“糊裱”工作，只是无意义滴做了延长沉船时间的挣扎？这种困境是否也会在今天的银行业变革中重现？至于李中堂到底是中华民族的“卖国贼”还是大清帝国最优秀的“掌舵人”，这些都不是我所关心的。
看完书后，不敢说已经有了答案，但至少我有了以下几点体会：
一、完成认知升级是一个突破，但转变心性是更重要的突破。
李中堂比他同时代的所有人都幸运，他最早接触到洋务，并在与一批洋人共事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了中外技术上的差距，而在随后的洋务、外交生涯中更加了解了大清国所处的局面。
在这个层面上，李鸿章可以说相较当时迂腐的满清政坛，完成了一次认知升级，他是高于那个时代的一个存在。他兴洋务、办北洋，周旋于列强，可以说在他掌舵的那十年大清多少还是有了一些新气象。但一次甲午海战就将所有努力摧毁，而这，在我看来也是一种必然。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李中堂的认知虽然完成了突破，但其封建体制的心性毫无改变，也就意味着他所能带来的变更只能是面子光鲜而动不了体制本身。其结果必然就像是李中堂自己创建的北洋水师一样，看上去船坚炮利实际上腐败中空经不起考验。
虽然李鸿章与张之洞之间不对付，但同样作为大清朝中的洋务派，一个掌北洋，一个掌南洋，在许多观念上还是一致的，比如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李鸿章身上就表现的同样明显。
尽管李鸿章在处理洋务在与洋人周旋的过程中显得很洋派得体，但李中堂有一种天生的骨子里的高傲，书中这样说：“当他小心谨慎地建议和洋夷和解时，他自始至终都相信中国社会和政治传统在伦理上的优越性。”
这就让李鸿章这个倡导变法的先锋人物，在处理涉及到朝廷方面的具体事务的时候，又无可挽回地成了坚定的保守派，他总是奉行先例和传统。所以李中堂的改革努力就好比鸠摩智用小无相功催动的少林七十二绝学，看上去一招一式都有那么点意思，但终究不是我少林正宗。
形成简单的认知其实不难，就像现在我们能够肥肠直接地感受到银行业的日子不好过，也能通过自身亲历发现银行的客户及业务的流失，所有银行人包括非银行人都明白，不搞转型不搞变革肯定就是死路一条，可是这种认知到底停留在怎样一个层面呢？仅仅是认知还是身心都已经准备好了？大清国的立宪是真立还是预备十二年再说？要知道，中华民国可等不了你十二年。
二、让时间来解决问题是一种好思路，但解决问题是更要紧的思路。
李鸿章之所以被教科书定性为“大卖国贼”，主要是两方面，一来他是坚定的主和派（教科书里好像告诉我们面对外敌主和的都是奸臣），总是站在洋人立场说话；二来无数丧权辱国的条约都是李中堂代表清廷签订的。
而在阅读《李鸿章传》时我发现，李鸿章之所以会作出这样的选择，只是因为他虽然单方面地认为自己无比优越，但却清晰地认识到大清国在面对西方列强时已经毫无防御之力。正如书中最后两段描述的那样：李中堂在奉命掌舵前，中国这艘大船已经漏水，许多时候他为了保证这艘破船还能继续航行，不得不扔掉包括领土、主权在内的一些货物。
但李中堂绝对不是一个逃避现实的人，绝没有说反正比不过洋人干脆破罐子破摔，或者干脆撂挑子走人，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他一生有那么多次力挽狂澜解救大清于危难，延续清廷命脉。
在我看来，李中堂解决问题的思路恰恰也就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思路——发展才是硬道理——既然无法硬碰硬地直接解决问题，那就先搞发展，一切等发展起来了或许问题就不再是问题，又或者这个问题就可以轻易地解决了。
改革开放算是摸着石头走过来了。当然，解决了当时的很多问题，也留下了一些问题，同时又产生了更多的新问题，但不管怎么说，国力上来了，人民整体富裕了，这就是一种成功。然而，李鸿章的思路却是走失败了。背后的原因就不能不提满清的官僚体制问题。
李中堂所在的时代，官僚选拔的唯一途径就是科举，就是靠对那么几本圣贤书的感悟理解，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大多数中国的经世之道都肥肠简单，其中微妙之处在于它们的应用，这种应用在传统官僚的务虚体系范围内没有问题，可以玩得很溜。
可是要知道，当李中堂要兴洋务图自强的时候，即走向变革需要务实的.时候，这种非技术官僚可能即没有前文所提及的认知上的升级，更没有实际操作的经验和能力，而且就像书中所说极度腐败。他们最大的本领就是包装成绩以讨得太后老佛爷的欢心，至于虚假繁荣的底下到底有多不堪，大家心照不宣一起捂着就是了。
如果当年的北洋水师启用洋人教官，带来真正的现代军事化管理，或者就是交给像袁世凯这样能够后来在小站练兵的，而不是丁汝昌这种只有忠义却没有办法的行政官僚，或者甲午海战会是另一种局面。
十多年前，银行启动金融改革的时候，有许多矛盾和问题也是不需要直接去解决的，而是通过快速发展自然就过去了。但今天，银行改革的所面临的问题，特别是互联网金融的冲击下，这些问题是否还能随着时间发展而自动消失，恐怕不是“半部论语”可以解决的。
聊点题外话：李鸿章谥号“文忠”，与他老师曾国藩的谥号“文正”仅相差一字。在我看来，恰恰就是这一字之差，足以说明李鸿章确实不如曾国藩。李中堂得不到这个“正”字，恐怕多少和他自己参与贪腐有关吧。虽然在那个时代官员贪腐可能不算什么大事，但因为个人私利而阻碍了国家进步，说起来这不就是触动灵魂的改革的难度所在嘛。
而这个“忠”字即为李中堂赢得了太后老佛爷的信赖，同时也将李中堂死死地限制在了中国传统士大夫这个角色中，这种狭隘注定李中堂是“那个时代社会正常而自然的产物，所以他不可能去重塑这个社会。”
李鸿章再牛也就是个凡人，他不能突破时代和社会带给他的桎梏，那他主导的变革结局也只能是让大清苟延残喘。
李鸿章传读后感篇4
不爱学习的小哲 东坡耕读
每每读到近代史时，沉重的苦难，屡次的战败和众多不平等条约，无不使我义愤填膺，心绪难平。在近代中国的诸多人物中，给我印象最深刻便是李鸿章。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在传统的革命史范式教学中，李鸿章被国人唾骂，其“汉奸”、“卖国贼”的形象在众人心中仿佛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了。后来，我看到在《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中的李鸿章形象，却和我们过去认识中的卖国者大相径庭。爱国还是卖国？如何客观评价李鸿章？诸种疑窦在我心中沉积良久。直到我读到梁任公所著的《李鸿章传》，真是醍醐灌顶，茅塞顿开。
梁启超先生特别注重给当代人物作传，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指出：“近代的人学术事功比较伟大的，应当为他们作专传……尤其是最近的人，一经死去，盖棺定论，应有好传述其生平。即如西太后、袁世凯、蔡锷、孙文都是清末民初极有关系的人，可惜都没有好传。此时不作，将来更感困难。此时作，虽不免杂点偏点，然多少尚有真实资料可凭。此时不作，往后连这一点资料都没有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当前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于九月二十七日病逝之后，梁启超便立即为他作传，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便完成了《李鸿章传》，成为研究李鸿章最早的传记著作。
全书提纲挈领的概括了李鸿章一生重要的活动，分述“李鸿章之位置”、“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兵家之李鸿章”、“洋务时代之李鸿章”、“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外交家之李鸿章”、“投闲时代之李鸿章”、“李鸿章之末路”等章节。梁启超在绪论中自叹：“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不同于中国传统传记“或以行状，类皆记事，不下论赞，其有之则附于篇末耳”,《李鸿章传》“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使后之读者，知其为人”.行文夹叙夹议的风格，实创始于太史公，《史记・伯夷列传》《屈原列传》《货殖列传》等篇皆是也。通读全书，在讲述李鸿章的生平时，文中的议论常常让我拍案称奇，啧啧不已。
陈寅恪在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时称：“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这段话提醒了我们要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和背景下设身处地的去评价人物，这样就不会有失偏颇。梁启超与李鸿章“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但他为李鸿章作传，却处处以“公平之心”,“多为解免之言，颇与俗论异同”,如李鸿章之签订《马关条约》，世人皆骂李为秦桧、张邦昌，对此，梁启超指出：“盍思使彼辈处李之地位，其结局又将如何矣？”这种不存私见、褒贬分明、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现了一位史家的史德和史实。
所以评价李鸿章，应该对李鸿章所居之国，所生之时代有充分的了解。()李鸿章所居者，是数千年君权专制之国家，是专制政体达到最顶峰的'时代。论者动曰：“李鸿章近世中国之权臣也。”但是实际上，李鸿章不同于以武功而为权臣之曹操、司马懿、桓温、刘裕、萧衍、陈霸先、高欢、宇文泰，也不同于秦之商鞅，汉之霍光、诸葛亮，宋之王安石，明之张居正等。李鸿章历任的官职有：大学士，北洋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商务大臣，江苏巡抚、湖广、两江、两广直隶总督等。从表面上看，也可以说是位极人臣了。但是清朝雍正以来，政府之实权在军机大臣。同治中兴以来的军机大臣，几无汉人真执政者。故“李鸿章之地位，……与夫近世欧洲日本所谓立宪君主之大臣，有迥不相侔者，势使然也。”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微庐州府合肥县人。生于道光三年癸未（1823）正月五日，年二十五，成进士，入翰林。李鸿章初生之时，法国大革命刚刚结束，拿破仑病逝于孤岛。工业革命热火朝天，苏伊士运河成功开凿，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西方诸强不复相互侵蚀，而将目光投入东方。李鸿章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和西方始有关系之时代，亦为中国与世界交涉最艰之时代。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造时势之英雄，则阅千载而未一遇也，时势所造之英雄，寻常英雄也。古往今来，惟乱世乃有英雄，而平世则无英雄。道光、咸丰以后，官场腐败，赋税沉重，外敌入侵，内乱丛生。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揭竿而起，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亦因之而起。
李鸿章以文学受知于曾国藩，所练淮军亦脱胎于湘军。“自古大伟人，其进退出处之间，天亦若有以靳之，必待机会已熟，持满而发，莫或使之”,李鸿章年轻时曾作一诗云：“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豪情满怀，志向远大，誓要青史留名。新塘桥大捷，淮军威名大振，后苏州乃至金陵克复，李鸿章因戡乱之功而声名鹊起。后又应承曾国藩坚壁清野既定之策而平定捻军之乱，“鸿章随曾军数年，砥砺道义，练习兵机，盖其一生立身行己耐劳任怨坚忍不拔之精神，与其治军驭将推诚布公团结士气之方略，无一不自国藩得之。”
李鸿章一生有二十余年的事业寄托于“洋务”,世人责之深，关之切也在洋务一事。西方之坚船利炮强制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列强环伺，中国成砧板上瓜分之鱼肉，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后有魏源《海国图志》中谈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然洋务派关切之重点在于学习西方先进之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梁启超在书中论道：“谓李鸿章真知洋务乎？何以他国以洋务兴，而吾国以洋务衰也？吾一言而断之，则李鸿章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洋人之所务者，仅于如彼云云也”,李鸿章所办洋务不出两端，一是军事，如购船、购械、造船、造械、筑炮台、修船坞等；二是商务，如铁路、招商局、织布局、电报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等。历数李鸿章所办洋务，梁启超下一结论：“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此近日举国谈时务者所异口同声，而李鸿章实此一派中三十年前之先辈也。是所谓无盐效西子之颦，邯郸学寿陵之步，其适形其丑，终无所得也，固宜。”
尽管如此，梁启超仍称：“李鸿章之识，固有远过于寻常人者也矣。”李鸿章关切国家前途命运之变化，认识到了“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西人专恃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然而李鸿章“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李鸿章的历史局限性在于：“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殊不知泰西诸国所以能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者，其机恒发自下而非发自上，而求其此机之何以能发，则必有一二先觉有大力者，从而导其辕而鼓其锋，风气既成，然后因而用之，未有不能济者也。”因此，梁启超曰：“李之受病，在不学无术”,进而叹道：“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李鸿章饱受世人诟病莫过于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马关条约》签订，奇耻大辱，举国震惊，李鸿章以“卖国贼”之罪名被国人唾骂不止。甲午战争失败原因种种，而外交上的失败不可不特别注意。光绪十一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订约，载明异日朝鲜有事，中日两国欲派兵往，必先互行知照。朝鲜本为藩属国，而日本却获得了朝鲜事务上的同等权利，确实不可思议。此为李鸿章失机之第一事。光绪二十年三月，朝鲜东学党之乱，李鸿章听信袁世凯之怂恿，调直隶提督叶志超怀勇千五百向牙山，并依《天津条约》，先照会日本。日本随即派兵前往，至五月初十，日兵到仁川者已五千。而后的局势愈发被动。“无待代剿，而我无端发兵，安得不动日本之疑耶？”,故而“袁固不能辞其责，而用袁听袁者，不谓失知人之明哉？”此为李鸿章失机第二事。中国屡请同时撤兵而日不允，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寄托于英俄两国的外交调停。耽搁数日，战备不足，到五月下旬，日本在韩境者已万余人矣。临时战备，敌人早已占据有利之战略位置，主客易位，两军未交绥而胜负之数可见矣。此为李鸿章失机第三事。
三机既失，战事遂开。北洋水师军备废弛，指挥落后，军舰数量、航速、炮速及炮弹质量实不及日军。李鸿章明知不敌，故而避战，一时之间成为众矢之的，几于身无完肤，人皆欲杀。然而战机早已延误，战备实难准备。甲午惨败，“自兹以往，而北洋海面数千里，几不复有中国之帆影声矣。”
西方将李鸿章比为“东方之俾斯麦”,赞其为大手段之外交家。然而梁启超却反称其为：“小狡狯之外交家也。”他这样论道：“夫手段狡狯，非外交家之恶德。各国并立，生存竞争，惟利是视。故西哲常言个人有道德，而国家无道德。试观列国之所称大外交家者，孰不以手段狡狯得名哉。虽然，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者，又非平时而结之，不过临时而嗾之，盖有一种战国策之思想，横于胸中焉……”李鸿章的外交手段沿袭战国时纵横家的惯用伎俩，借力打力，“以夷制夷”.然而，西方列强如一丘之貉也，可见弱国无外交。谈及李鸿章外交轶事，梁启超这样记叙：“李鸿章与外国人交涉，尤轻侮之，其意殆视之如一市侩，谓彼辈皆以利来，我亦持筹握算，惟利是视耳。崇拜西人之劣根性，鸿章所无也。”这段话读起来确有几分讽刺味道，可见国人之劣根性，阿Q之精神胜利法一时很难摒除。
后面又谈到：“李鸿章生平最遗恨一事，曰未掌文衡。”这里文衡即指学衡，也就是说，李鸿章自觉最遗憾的事居然是没有当过科举的考官，可见科举流毒之深。梁启超在书的结尾处把李鸿章同霍光、诸葛亮、郭子仪、王安石、秦桧、曾国藩、左宗棠、李秀成、张之洞、袁世凯、梅特涅（Metternich）、俾斯麦、格兰斯顿、爹亚士（Thiers）、井伊直弼、伊藤博文一一比较，对李鸿章一生之人品和学识作出总结：“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
有一诗传为李鸿章临终所作：“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在他弥留之际，还有俄国使节威逼他在密约上签字。呜呼哀哉！在把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作比较时，梁启超议论道：“故伊藤之轻重于日本，不如鸿章之轻重于中国，使易地以处，吾恐其不相及也。”李鸿章在这样一个专制达到极点的时代，着实难有大作为，乃至其本人自嘲为大清一裱糊匠，也是可以略窥其心境的了。
因此，欲知真实的李鸿章，客观公正评价一人物，需设身处地，把他放在当时的时代和环境中去，不可厚今薄古。而和他处在同一时代的人的评价，往往可信之处居多。当然，这得摒除个人的感情倾向，才能得出公正的结论。梁启超的《李鸿章传》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值得仔细品读，再三体会。
李鸿章传读后感篇5
近期一直在读李鸿章，本人喜欢读一些历史故事、人物之类的书籍，不经意间看到了李鸿章这本书的推送，觉得这个人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学校的历史课上学过，知道他是清末重臣，且名声也不怎么好，好像还被扣上了汉奸的帽子。陌生是因为除了课本上的介绍，其他的一概不知。处于好奇，就开始读李鸿章这本书了。
刚打开书时，发现有4800页，哇，这么多页，不知道有没有勇气读完。读书和做事相反，开头容易读进去，读着读着就觉得没意思了，或读了开头就知道结尾了，就缺少激情去读完了。刚看到4800页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可能又要虎头蛇尾了，抱着试着读的心态开始了。读着读着发现这本书挺有意思，就像一部好的电视剧一样，不断的吸引着我继续读下去，现在已经读完，难得读一本厚书，写一下读后感。
李鸿章这本书不像其它人物传记的书，从人物的出生小时候开始写。这本书由太平天国与清军作战写起，引出在曾国藩府做幕僚的李鸿章，后来天平天国围攻上海，上海危机，曾国藩派李鸿章到上海救火。从这时起，李鸿章才正式登场。
在曾国藩幕府时，李鸿章是个舞文弄墨的文章高手，没有自己的一兵一卒。去上海时，李鸿章想向曾国藩借兵，毕竟面对虎视眈眈的太平军，光靠两张嘴皮子是不管用的。曾国藩告诫他，要想士兵死心塌地的跟着你，需要自己培养自己的势力，借的兵永远是别人的，出工不出力，有利往前涌，遇事往后跑，打起仗来临阵溃逃，往往适得其反。听人劝吃饱饭，李鸿章开始招募自己的军队，由于自己的安徽人，自己的士兵大多数是从安徽老家招募来的，就称自己的军队为淮军。带领着自己新招募的淮军，李鸿章雄赳赳气昂昂的就奔赴上海了，到了上海才发现，一切都不那么美好。四周太平军环伺，城内官商各种势力催着开战要打跑太平军，面对各种压力，李鸿章不为所动，在自己的士兵训练好之前坚持不开战。自己的士兵自己知道心疼，别人上嘴皮子碰下嘴皮子说的轻松，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当时的上海英租界、法租界已经形成，长江两岸也不乏外国军舰。在练兵期间，他还参观了外国的军舰枪炮，大为震撼，外国的大炮指哪打哪，威力还特别大。想想这要有一天和外国开战，自己的士兵只有当炮灰了。也正是这次参观影响了他一生，李鸿章下定决心要向列强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装备自己的洋枪队，建设自己的军舰。
凭借自己的淮军和相对先进的装备，李鸿章解上海之围，顺势帮助消灭太平军，后来又消灭国内的另一拨造反势力捻军。等国内稍微安定时，李鸿章靠自己的军功顺利坐上了天下第一督抚--直隶总督的位置。这个时候清政府算是进入了一个难得的平静期，鸦片战争后各国得到了各自的利益，稍微稳当了，国内农民造反运动也刚刚平定，只有西北甘肃新疆等地，左宗棠还在哼哧哼哧的收复中，不过天高皇帝远的，眼不见心不烦。李鸿章也借这个时间开始发展洋务运动了。万事开头难，中间难，之后更难。这个难，不仅是做事难，更重要是朝廷各方势力相互掣肘，想做事难。当时的政府高层，基本分成两派：清流和洋务，清流就是满嘴之乎者也，只会纸上谈兵的老夫子，他们由于受几千年的儒家文化熏陶，没出过京城，没见过世面，基本是经验主义者，夜郎自大，以泱泱大国自居，不屑于学习列国。这也怨不得他们，中国自秦朝一统以来，中国分分合合，从没被外夷征服过，即使有蒙古，金这样的关外民族建立的王朝也会很快被中国的传统文化所同化，逐渐变成自己人。由于这样一种强大的意识统治，让以泱泱大国自居的文人，视西洋文明为奇技淫巧，不屑于学习他们。“三人行，必有我师”，这个能成为老师的三人中，在文人眼中是要比自己强的，至少也应该是平级才行。这样对于向蛮夷学习，显然是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的清流人士无法接受的。另一就是洋务派，他们就比较务实了，基本都是一些和洋人打过交道的人，见识过洋枪洋炮，知道洋人技术的厉害，如果不向洋人学习还真干不过。由于两派的较劲，洋务这儿刚提出个要建军舰，加强国家的海防，清流那边马上提出一大推反对的理由，导致一个问题反复讨论，反复权衡，往往是今天准了，明天又改主意了，今天进两步，明天又退一步，来来回回折腾好几个月，最后即使勉强建起了，也是一塌糊涂。建铁路、建邮报、开煤矿都是这样朝廷各派难以达成一致，做起事来相互掣肘，难以形成规模，最后一塌糊涂变成鸡肋。
跌跌撞撞几年过去了，这时候日本也强大起来，企图占领台湾、朝鲜，薅一薅清政府的羊毛。这时候的朝中清流派更是咋呼了，小小的日本，自古以来我中原王朝就没正眼瞧过你，这时候敢在我泱泱大国面前比划了，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清流内部一致高呼要和小日本打一仗，让小日本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不过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却能清醒的认识到，如今的日本已今非昔比，日本的明治维新改革从天皇到内阁大臣再到各级官员甚至到普通百姓，都取得了一致，在学习欧美上几乎没有一点杂音，不光购买西方的先进武器，还学习西方的法律、技术、天文知识等全套的东西，培养自己的工程师研究制造更牛的装备。举个小例子，当时日本天皇接见大臣时，大臣看到天皇竟然穿的是西装而不是自己国家的服饰，大臣说：我们学习西方的技术、知识，没必要连服饰也学习西方吧。天皇说：‘既然向西方学习，就要学的彻底，我连服饰都能学习西方，还有什么不能学习的呢。’这么看，日本确实不要脸，只要别人比自己强就向人学习，抛弃自己一切的学，缺少自己的文化。李鸿章曾经这么评价过日本：日本是个可怕的民族，在我们国家强大的时候，即使打它、骂它，日本也会跪着笑脸相迎的来中国学习，当我们衰败的时候，日本会反手一个大招，想狠狠的咬死我们，这样的一个民族是多么的可恨、可怕啊。正是这样一种臭不要脸的精神，使日本迅速强大起来，开始对清政府虎视眈眈。日本想要发动战争，即使清政府有意避让也是枉然，更何况还有一帮清流派在不断的叫嚣要干死小日本，李鸿章你的洋务运动搞了这么多年，赶紧出去教训一下日本这帮孙子。这时的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也觉得，军舰大炮都买了，小日本个子这么矮还这么嚣张，就拉出去打打呗，杀杀他们的威风。日本要打，清政府想打，战争一触即发，这就是著名的甲午中日战争，结果清政府被打的一败涂地，割地赔款，李鸿章十几年的心血北洋舰队也打没了，朝鲜、台湾也丢了。这时候的清流派，直跺脚不说话，哎!
分析一下清政府为什么会战败。
1.硬件装备比较：
中国的洋务时间比日本的明治维新还要略早，而且当时中国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每年的税收也比日本多出好几倍，一开始就购买了几条当时的巨型军舰，可以说开了个好头，可是后来暂且没有战争，稍微安定以后，朝廷内部的两拨人又开始掐架了，清流们觉得有几条军舰就行了，咱又不出去打别人，能守就行，没必要再购买了，而且慈禧太后又要重修颐和园，大批的经费都挪到修园子上了，没有多余的银子建设洋务。当时是工业革命大发展时期，技术改革日新月异，只有不断的引进新技术才能保持长盛，而北洋引进新的军舰，建设新的项目得不到支持，十几年来只能依靠最早一批购买的军舰，虽说后面有小打小闹的补充，但都不成气候。更可笑的是在修铁路这件事上，唐山到天津一段不长的铁路上，由于清流的反对，几年来一直用马拉着火车在铁路上跑着运煤。而清流的反对说法更是可笑：火车跑起来的声音太大，咚咚咚，地动山摇的，怕惊动了地下的祖宗。哎妈呀，这帮人就不怕外国人打进来，丢掉祖宗的江山吗。折腾来折腾去，洋务派和清流们的频频过招，最后是国外有的咱们也有，也就仅仅是有而已。
再看看日本，在决定学习西方后，从天皇到百姓目标达到空前的一致，为了让国民亲身感受这场改革的必要性，日本天皇还假惺惺的邀请中国的北洋舰队出使日本，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好面子的民族，面对出使日本这么个装逼的机会，朝廷的各派之间竟然达成了空前的一致，清流们想利用这次机会向日本展示一下我大清朝的强大，即使现在遇到了一点小挫折，但你小日本也只有仰视的份。而洋务们就比较务实一点了，想用自己强大的北洋军舰震慑一下日本，让他们知道我大清朝的强大实力，打消对我大清的觊觎之心。而日本的这次邀请也是处心积虑，正是利用了北洋舰队表面的强大，让日本民众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从而勒紧裤腰带，捐钱出力，发展自己的军舰，实现强国梦。别说，效果还出奇的好，没过几年，日本就拥有的自己的舰队，而且数量还比中国的多，虽然吨位没有北洋舰队的大，但是灵活机动性很强。最重要的是他们还研制出了世界少有的开花炮弹，拥有自己的自主产品。
2.人心士气比较：
一场战争的胜负，如果双方的实力差距非常大，一方装备枪炮，一方手持大刀，这不用猜也知道谁胜谁负。如果双方的实力差距不太大，你方有枪炮，我方也有，只不过武器质量，武器先进程度有些差距，这时候打的就是气势，打的就是人心了，气势如虹就会弥补武器上的差距，从而赢得战争的胜利。这就是朝廷中的清流们所强调的，清流们也不是一无是处，他们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知道打仗打的是人心是士气，他们一味的认为只要将士用命，打退洋人指日可待，我大清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只要一致对外，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把洋人淹死。清流们认为，现在不是武器的不济，是将领畏死，士兵不用命才导致的一次次的溃败，现在要做的是整顿军纪，任命不怕死的将领。说的容易，当时的清政府从芝麻小官到京畿重臣没有一个不腐败的，当时清流中有名的清官、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每天至少参加两场应酬饭局，这真是一边口号喊得震天响，一边疯狂的觥筹交错。这么腐朽的大环境下，别人凭什么抛家舍业的为你们去打仗。再说说清朝末期国家的正规军和地方武装，绿营和八旗兵算是国家的正规军了，却天天提笼架鸟斗蛐蛐，士气早就消耗殆尽，在和太平天国打仗时就不堪一击、一败涂地了。而各地招募的地方军如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等，在平叛内乱将领身先士卒，士兵英勇冲锋看似士气高昂，而这高昂的士气背后是无尽的利益，湘淮各军中有个不成文的规定，破城之日，士兵抢掠三天，正是看到围墙里的金银珠宝，士兵们才跟打了鸡血似的不要命。当时有个说法，每破一城，湘军中的九帅都要请假回家休息几天，而这回家休息正是九帅一车车的往老家拉抢掠来的金银珠宝。将领这般，士兵更是如此。当一支军队开始追逐利益时，离分崩离析也就不远了。中日战争湘淮各军遇到了硬骨头，结果一触即溃，将领带头跑路。
而日本，除了上文提到的上下同心外，他们还特别注重对孩子的培养，教育大臣制定在所有学校中全部实行寄宿制，日常生活仿效兵营组织，把孩子们培养成未来的准军人。《小学教育大纲》从小培养小孩的尚武、忠勇的精神，深化效忠天皇的思想，让学生从小明白天皇乃是‘万世一系’的神，长大之后能够绝对服从天皇，无怨无悔的为天皇为国家献身。而且海军部还请人编了‘打败中国军舰’的游戏，在每个学校进行推广，要让在校学生从小树立打败中国舰队的责任和信心。日本想强国，想打败中国，已经进入疯狂的阶段，好多行为看起来简直丧心病狂。这也正是一个国家的可怕之处。
观察一个国家和观察人一样，应当洞察其心腹，而不仅仅看到表面。清朝末年虽然表面上在不断改革和进步，但不过如同一间老屋废厦加以粉饰而已，经不起大风大浪。清朝全民丧失信仰，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人心腐败已达极点。民众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国家的元气丧失消亡，这比国策的失误还要可怕，国策的失误尚可以扭转过来，而国家元气的腐败就是真正的病入膏肓了。孟子说：‘上下交征利，则国危’。尤其是清朝官场腐败导致司法不公，甚至刑罚乃至性命都可以被金钱所左右，普通百姓申诉无路，民怨挤压，百姓还会为这样的国家去奉献吗?将领们则争相克扣军饷，士兵们还会为国献身吗?
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之后，李鸿章由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被人弹劾辞去了直隶总督的职务，跌跌撞撞基本很少出现在主流舞台上了。封建王朝自古以来就有一个传统，一个朝廷出了问题，往往推出一两个奸臣来，大家痛痛快快的骂一通，反而把真正的原因掩盖了。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衰败归罪于一人，是安抚民心最有效、最简单的办法，可这也是最无耻的办法。如果大家都不坐下来反思一下，反省一下，吃一堑未必能长一智。
之后又经历了百日维新，后来义和团也粉墨登场。义和团是由清末的山东、直隶地区的民间习武练拳的百姓组织，由于长期和外国教会和教民产生冲突，打出‘扶清灭洋’的口号，之后不断壮大，后来发展成抵制一切洋人、洋物、亲洋势力，打砸洋行、拆毁铁路。清朝政府在和日本签订完丧权辱国的条约后，其他各国看到了清政府的懦弱，也都在加紧变本加厉的欺负清政府，而这个时候义和团的出现，并且打出‘扶清灭洋’的口号，让腐朽的清政府感到一丝兴奋，可以利用这股民间势力，好好打压一下外国势力。而且这些义和团还宣称刀枪不入，不惧怕洋人的洋枪洋炮。这样的鬼话清朝的高层竟然有人信了，将义和团引入北京、天津，和列强各国宣战，打砸外国使馆。可这帮几万人的乌合之众攻打只有两千人的使馆，几个月没有打下来，自己还伤亡惨重。最后列强十一个国家的联军从天津登陆，占领天津、北京，烧杀抢掠，简直就是翻版的旅顺大屠杀。面对野蛮的洋人，清政府没办法了，又一次征召李鸿章去谈判，洋洋大清除了李鸿章，当时连一个能和外国人议和谈判的人都没有，可笑至极啊。这次议和又是屈辱性的，说是谈判，清为鱼肉，洋为刀俎，哪有清代表说话的机会。谈到赔偿时，列强十一国提出四亿五千万两的白银赔款，面对这样一个天文数字，李鸿章问他们的依据是什么，洋人代表回答：‘何须依据，各国都认为这个数最为合适。中国向来自大，号称是泱泱大国，人口有四万万五千万，一人一口唾沫，就可以把洋人淹没，一人一两赔款，就是让你们明白，人多不等于国强，如果愚昧不开化，人多反而容易惹祸。’这次签约史称辛丑条约，也是清政府签订的最屈辱性的一个条约，这次签约也耗尽了李鸿章的最后一点精气，之后不久便郁郁而殁。
评价一下义和团，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清政府仅有的海上力量北洋舰队被打没了，而且稍微有些战斗力的军队也都被打散了，这样清朝属于有疆无兵的状态。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各国列强更是发现清政府外强中干，软弱无能，从而更加加紧了对清朝的侵略。清政府默默忍受着列强的侵略，痛恨的牙根痒痒，却无可奈何。这时候突然冒出个义和团，还打出‘扶清灭洋’这样无比诱惑的口号，朝廷也许知道‘刀枪不入’这样的夸大宣传难免名不副实，但是义和团的这股骨气可用，希望利用义和团的这股民气，杀一杀各国的锐气，也出一下自己这么憋屈的一口气。但是义和团本来就是一帮毫无纪律的乌合之众，清政府想加以利用但却无法掌控，直到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最后偷鸡不成蚀把米，差点把自己也搭进去了。
李鸿章从上海起家，看到中外军队枪炮上的巨大差距，大半辈子以缩小这个差距为己任。组建的淮军当时号称大清最精锐的军队，就是因为装备了最新式的枪炮。但甲午之战，仍然一败涂地。军队只有忠义之气而无精锐装备不行，只有精锐装备而军心败坏更不行。大清从上到下贪腐成性，已经把民心民气耗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精气神没了，血性没了，那真就没希望了。
这本书到这里就结束了，后来的清政府摇摇晃晃，没几年随着溥仪的退位也就结束了。感触很深，大厦将倾，只通过表面的修修补补是无济于事的。先破后立，不破不立，面对摇摇欲坠的大厦，必须将其推到，破除旧思想，才能接受新思想，之后民族才有新希望。
